我被分在胡家溪一组，除了我还有陈文钧、鲍斯章、罗昌鉴、周宁墅、张锦泽等六、七位同志。胡家溪位于南庄平原的中西部，当时叫胡家溪高级社。我们到了胡家溪后，向社里的干部传达了县委的精神，就分头下田和社员一起收割早稻。当晚，我们工作组的同志被安排在胡家溪祠堂的戏台上过夜。

   第二天，我们继续和社员一起割稻。上午太阳很猛，直到下午两点钟左右，天才慢慢地阴沉起来，下起了小雨并且开始起风。大约到三点半的时候，风力逐渐增强，雨也大了起来。这时候，稻已没有办法割了，于是我和其他工作组的同志通知社员停下手中的活回村子。我们对社员说，这是台风来临之前的预兆，看来夜里台风一定会登陆。

   匆匆地吃过晚饭，我们召集高级社小组长以上干部到祠堂开会，提出要把避免群众伤亡放在抗台工作的第一位，考虑到台风来时会把房屋吹倒，因此要做好转移群众的准备。我们让干部把铜锣拿到祠堂来，并约定一有情况就以敲铜锣为号。我们工作组的几位同志同时作了分工，由陈文钧同志负责守护粮食仓库，其余同志赶在台风来临之前通知社员作好撤离的打算，并负责随时转移群众。

 　　胡家溪祠堂位于胡家溪东首，胡家溪群众大多在祠堂以西住。当夜10点半左右，狂风大作，我们拉在祠堂戏台上的蚊帐呼啦啦地一下被大风撕裂、卷走。突然，东侧的一排房屋“轰”地一声向戏台方向倒塌。“台风登陆啦！”我和几个守在祠堂的同志瞬间紧张起来，立刻操起事先准备好的铜锣，鸣锣示警。紧接着，我和工作组的其他同志冲出祠堂，奔向社员家里……

　　我们离开祠堂不久，祠堂也“哗”地倒塌了。此时，外面已是风雨交加，屋顶瓦片被卷走的哗哗声不绝于耳。按照事前确定的转移方案，我们挨家挨户去敲社员家的门，带领他们到事前选好的比较牢固的房子躲避。

　　我把四五十名群众带到了一处四合院，安排他们在房间里坐下。还没过多久，一头猪跑了进来。大家很奇怪，打开房门去看，发现灶间已进水。很快，水漫进了房间，米缸开始浮起来。情急中，不知是谁拉开了房间的后堂门，外面的水像闸门开闸般地涌进，迅速漫过了人的小肚。这时，刚安静下来的群众又开始慌乱起来。我绕到房门外一看，外面已是一片汪洋，水面还泛着绿莹莹的磷光。“海水进来了！”我惊呼：“大家都往最高方向逃！”

　　当时，水还在涨，水浪几乎是追着人的屁股一浪一浪地送上来。大家扶老携幼，好不容易逃到一座地势较高的房子。我几脚踢开这座房子的灶间门，把群众让了进去……

　　大概到了凌晨四点钟光景，东方发白，天开始亮了。我走出房子一望，眼前的南庄平原茫茫一片，除了几幢楼房还能看到屋顶，几乎所有房屋已被水淹没。

　　因为担心海水还会再涨，工作组决定带领群众逃离胡家溪。我们商量好把群众带到对面的玉几山上，由我和一名高级社干部先去探路。但当我们趟着齐腰深的水去河边时，怎么也找不到了过河的桥，我和那位叫不出名字的干部只好无功而返。后来，社员找来两条运泥的河船，大家终于一船一船地分批逃到了黄土岭大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