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叫鲍明华，是原南庄乡三村人。1956年我13岁，父亲去世后，母亲和我还要干农活养活两个弟弟。当年7月28日，县里派遣了好几名干部驻村准备到十里海塘抗台。由于以前从来也没有经历过大台风，再加上那年大旱，所以我们村村民照样干农活，根本没有理会什么台风。

　　8月1日清早，我也照常拉着牛到村里的塘岸口放牛。我看到塘岸边海水已经漫上一米多高。我纳闷：按道理是退潮时间，怎么也会漫潮水？接近中午时分，天气大变，时而烈日当空，时而乌云密布，“大浪雨”一拨接一拨的下。下午2点多钟时，火红的太阳随着乌云走动，时隐时现。这时风力大约达到7－8级，晚上5：00左右风力加大到9－10级，期间还下了几阵“大浪雨”。有些村民和抗台人员拼命地在抢收稻谷，村里一片忙碌。这时，我才感觉到台风来临时的异样了。

　　晚上7：30分左右，天空像捅开了一个口子，暴雨像倒下来一样。按照母亲的吩咐，八点多我就一个人蜷缩在床上睡觉了。刚睡下没一会儿，母亲就大声喊我起床。朦胧中，只听见外面狂风大作，风“呼”的一下，屋顶的瓦片就“哗哗……”掀掉一大片。母亲让我穿上蓑衣，她一手牵一个弟弟决定逃到小叔家去避台风。我们在狂风暴雨中几乎站立不稳，雨打在身上很疼，我以为下冰雹了。后来发现不是，只是雨点太大太急了。

　　到了小叔家没有一会儿，台风阵势越来越大。没有办法，我们跟小叔一家十几个人准备逃到严家姨婆家避台风。出了后门，才发现外面的潮水已经漫到半米高了。一阵风过，我的蓑衣已不知去向，全身也被浇得通透。雨打在脸上像鞭子抽一样。开始的时候，我们一群人根本不知道往哪里去，只觉得周围全是雨。当我们踉跄地走到姨婆家时已经是晚上9点多钟了，想不到姨婆家已经站满了人。进了水的一间小屋子里挤着30多人。

    邻居大叔见我年纪小，双手托我到“上屋顶”。刚到“上屋顶”还没有站稳脚跟，突然一浪倒过来，房子就倒塌了。不识水性的我随手抓住一根树木，死死地抱住那根木头，在潮水里淹沉了两次，喝了一肚子的海水。

　　我抓着木头一路漂，不知道是浪打我还是雨水敲击我，整整在海水里漂了1个小时左右，被冲到了洋心村。孤零零的我，这时已经没有一点力气，心里想：这回我死定了。这时，雨还是下着，在海水中我用尽力气爬到村口，看到村里已经屋无片瓦，也没有任何人。又冷又饿的我只能拉块门板盖在头上，瑟瑟发抖浸泡在水里。迷迷糊糊的，天渐渐地亮了，在黎明的曙光中，同村的两个村民见到了我，把我抱到了木桶上。我坐在木桶里到了九顷，饿得半死的我在好心人帮助下喝到了一碗粥。

　　8月2日，天晴了，雨也止了。抬头往三村方向望去，一片汪洋，到处都在讲台风、讲死人。这时我才意识到我的母亲、弟弟以及其他的亲人已经离开了人世。无奈，孤零零的我再次冒着随时被山溪水冲走的危险来到仓岙姨婆家。路上到处都是死鸡死鸭死猪，到处都是被刮倒的树木房屋。

　　8月3日，我来到难民暂住点———丹城小学，呆在屋里吃着政府的救济粮。据说，南庄平原仍然一片汪洋，海水还有一米多高，丹城城外也满是海水。这几天，我每天听着死人的消息。当时我们村有200多户人家，共有1800多个人，活下来的只有80几个，大多数家庭都是全军覆没。经历了这场凶恶的台风后，对于死人似乎也麻木了，庆幸自己能够死里逃生。

　　一直到9月初，丹城小学快要开学时，政府又安排我们存活下来的村民到仇家山建家园。由于思家心切，我们60多个人坚持回到了三村，当时政府建了100多间房子平分给我们村民。还是小娃的我也分到了一间半房子。后来，政府还给我这个孤儿每月10元的救济补助，还安排我上学读书。真是感谢共产党，感谢政府，感谢毛主席啊，要不然我这个小毛孩早就活不到今天了。（鲍明华口述 欧惠惠整理）